（1）扩大内需是个多管齐下的过程，消费、投资、对外合作都在发力，财政金融都予以配合，不止有基建；
（2）在投资方面，这一阶段日本更多注重了“高质量”，而非单纯规模的扩张。
今日传闻大规模基建计划再起，市场纷纭。
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政策也在求变求稳。扩大内需以平衡外需的政策确实愈发明确。作为落实，近期发改委在下半年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强化“底线思维”，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全力应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要确保就业稳定，积极化解外贸可能受到的冲击；稳投资扩消费，切实发挥好内需的主导作用；防风险稳预期，守住安全底线增强发展信心。
该如何看待这一次扩大内需的行为？或者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我们此轮扩大内需会有哪些现实约束？
作为参考，建议市场可以仔细对照一下日本当时的应对思路——《前川报告》。
逻辑与思路
1、为何需要前川报告？
日美贸易摩擦持续多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通过《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优化产业结构后的日本，较好应对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快速复苏的日本经济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贸易摩擦明显升级。
因而在80年代，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美）贸易账户失衡，用《前川报告》的话来说就是：继续这种失衡局面，不利于世界经济和谐，非常危险。
由于日本与美国地位的不对等，应对失衡的调整只能由日本做出，广场会议之后，日本首相中曾根委托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进行对策研究，成果就是《前川报告》。
基于日美地位的不对等，前川报告将贸易失衡的责任完全归因于日本：
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的，因而，“进入一个需要改变传统经济政策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时代”。
2、改变的思路是什么？
由于主要的目的是压缩“贸易顺差”（还隐含了不损害经济），可以用顺差压缩的方式来总结《前川报告》的改变思路：
思路1：顺差的压缩
由于收支平衡本质上是宏观账户问题：
国内总储蓄-国内总投资=经常项目余额=资本项目流入
从解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多（对应消费不足），国内总投资相对较少，也就是内需（消费+投资）的不足。
因而，无论是为了贸易收支平衡本身，还是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核心点都在于扩大内需。
思路2：顺差的转移
从宏观账户的角度来说，贸易顺差也是由于美国国内储蓄相对较少+国内需求相对较多，日本单方面做得调整不能改变本质问题，美国的宏观账户不改善，则美国的对外逆差情况不会改变。
这种背景下，如果日本单方面做调整，带来的就是顺差的转移——转移至其他贸易对象。
应对的思路是：日本企业加大对外投资，将原先日本的出口转移成投资目的地的出口；日本企业加大对美投资，将原先日本的出口额转换成美国的国内贸易额。
《前川报告》的总结是：“为了实现国际经济的相互合作，推进日本国际化，以及促进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是必要的。同时，要实现和稳定适当的汇率，进一步放开金融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此外，通过国际合作积极为世界做贡献也很重要。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很重要，特别需要大幅度审查储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一句话就包含了两大应对思路：内需驱动（顺差压缩）+国际化（顺差转移）。
如何操刀？
《前川报告》提出了5点举措，其中第3-5点分别是开放市场促进进口、金融行业改革和国际合作，需要注意的内容包括：
在开放市场、促进进口方面：
（1）进口的促进基于国际分工，围绕顺差转移：资助以“国际分工化”为目的的海外投资（日元贷款）促进流通构造的合理化···扩大资助“为加大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的经济援助，促进民间层的技术转移。
（2）有节制的企业行动：陷入“扩大市场份额主义”的企业行动是滋生摩擦的根源；
在国际合作方面：
（3）明确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扶持：“改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质量，振兴其出口产业，向这些地区加大投资和技术转移”+“推进“低息”努力，扩充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
金融方面：
（4）稳定汇率市场不可能由日本单方面实现，需要国际合作；
（5）必须确立与日本经济规模相匹配的金融、资本市场。
（6）着力发展资金运用市场，需要：推进投资资产的多样化，特别是短期金融市场的完善，是个紧要课题；扩大强化流通市场，为此需要推动交易制度的国际化的及交易面的国际化，特别是税收制度的国际化。
上述三点围绕金融、国际合作展开，但本质上是“扩大内需”+产业结构的“国际化”辅助措施，因而，我们把重点放在第1-2点上：
1、如何扩大内需？
（1）推进住房市场完善和城市重建
特别是围绕大都市圈促进市街地再开发，开辟临近职场的居住空间，并促进新住宅型都市的建设，同时充实城市功能。具体内容包括：
1． 将主要通过利用民间活力，为此，有必要放松管制和推行财政激励措施。
2．加强住房减税。
3．采取措施控制地价上涨。例如，地方政府放宽住房用地开发纲要、申请地区、容积率审查等。
4．加快土地所有权调整
（2）促进消费
集中于增加收入（分配向工资倾斜）、增加可支配收入（减税）、增加闲暇消费时间：
1、将经济发展成果体现在“工资分配”上，强调绩效工资；
2、通过调整所得税，增加国民可支配所得，增加个人消费；
3、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自由时间，促进“带薪集中休假”，年劳动时间向欧美先进国家看齐，并且公务员，金融机构立刻率先执行。
（3）推进社会资本完善
增加地方自治体的资本形成是在全国范围扩大内需不可缺的一环，为此，可活用地方发行公债，扩大地区独立业务，促进社会资本积累
上述扩大内需的措施涵盖了：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以及消费
2、产业结构如何实现“国际和谐型”转变？
（1）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调整
方向上强调4点：
①基于国际分工推进产业调整（这是日本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在产业层面的逻辑）；
②要在顾及对中小企业影响的前提下，积极推进产业构造转换。
③增加能源进口（压缩国内能源生产行业，扩大进口海外煤炭、矿石），起到环保（减少碳排放）、产业结构优化、增加进口三重目的；
④伴随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和消费结构多元化的需要，应当推进产业转型（主要促进科技、社会信息和服务型产业发展）。
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完善，一个是为了推进“国际分工”，另一个则是适应扩大内需的需要，围绕的都是压缩贸易顺差的两大思路。
（2）促进直接投资
应当在在顾及对国内就业、经济影响的前提下积极推进。为此要促进缔结两国投资保护协议，扩充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参加国际投资保护机构（MIGA），加强其他政府的支持措施。
这里面包含开放市场和对外投资两重意义的“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为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 而提供的经济援助
对日直接投资：要改善“国内金融环境和信息公开”，进一步推进包括技术交流，第三国市场合作在内的产业合作及设立以私营为主体的产业合作机构等，积极推进人员往来。
（3）推进国际化形势下的农业政策
培育扶持重点“企业”，活用价格市场机制。扩大对除基础农产品之外的农产品的进口，内外价差较大的（包括农产品加工）品目，要缩小内外价差，促进农业合理化、效率化。继续进行部分保护性限制品目的交涉，进一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
上述措施的背景在于，由于日本政府推行的农民参政，农业保护程度显著高于OECD平均水平，而美国的农产品又是其主要出口项，因而专门提及农业领域的开放。
可以看出，“国际和谐型”在《前川报告》主要的含义是：国内市场开放+国外投资，对应的在产业层面的体现就是强调国际分工。
“纸上谈兵”还是“付诸实战”
1、各方态度与方案完善
需要注意的是，《前川报告》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文件，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其仍是“纸上谈兵”。
但一方面前川报告，将顺差归因于日本，因而得到了美国政界的积极回应，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辛格明确表示：
“同日本贸易造成的巨额赤字， 不仅是美国， 而且引起整个世界的极大不安。多少年来日美两国曾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加以解决，除了努力开放市场之外， 去年9 月2 日纽约五国财长与中央银行总裁会议又决定共同干预降低美元汇率和压低利率等， 但‘前川报告’的提出却标志着日本向新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的活路就在于前川报告”
可以说前川报告的政策指引符合美国预期，能满足日本“息战”的期望。
但同样也因为报告强调的调整基本上都基于日本（日本责任论），日本国内批判的呼声从舆论界发展到学术界，揭开了一场新的经济论战的序幕。不过由于报告背后的推动者是日本政府和首相本人，因而报告得到了政策层面的积极回应：
“政府的各种政策要以报告书为参考， 各有关审议会的调查审议也要尽早对报告进行必要的研讨···政府和自民党一致行动， 为积极地推进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实现与国际社会相适应的经济结构的体制而努力”——1986年4月7日中曾根接受《前川报告》
随后1986年9月，中曾根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更以“ 前川报告” 为根据把调整产业结构和扩大内需作为经济政策的两项重大“紧急课题”提交国会讨论。
由于政策层的推动，前川报告作为政策的指引逐步被纳入到日本的经济政策之中，1987年又出台了完善版的“新前川报告”，到1988年，在“新前川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与世界共生存的日本———经济运行 5 年计划》，更具体地提出了日本经济结构调整的课题、政策运行的基本方向、重点课题的对策以及经济计划实施的程序。
而且后续的文件基本上都沿袭了《前川报告》的思路，以“新前川报告”为例，仍以“国际协调型”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为目标，扩大内需的基本措施也一脉相承，但有所细化：
①加速住宅建设。从质的方面改善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住宅条件，在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方面予以重点照顾，并采取更具有竞争性的供给政策，促进土地使用者自动地提供住宅，促进其他行业的企业参与住宅投资，以搞活市场；
②扩大公共事业投资。要充分利用民间活力，从确保利润的角度来适时合理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如放宽限制、财政刺激、政策性贷款、让事业承担者获取开发利润、有效利用国有、公有土地等。
③解决土地问题，以充实住宅和公共事业投资。重点采取的措施有： 改革市区内农地的优惠税制、重新确定城市街区规划分界线；
④促进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设备投资。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环境，促进有助于开发和利用尖端技术的投资，及有助于改行转产以适应急剧的产业结构变化的投资；
⑤扩大消费，缩小农产品、能源、住宅等的国内国际价差；
⑥缩短劳动时间，使劳动时间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地位相符。缩短劳动时间主 要通过增加休假日来实现，如推广与普及周休二日制、增加年度有薪休假天数、普及连续休假等等，其目的之一是使劳动者增加消费机会，扩大民间消费。
着力点主要也是：消费，投资（房地产+基建+设备），其中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放在了首位。
2、付诸实践——内需扩大的配合措施
《前川报告》代表的是一整个应对体系，最终要做到的是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拉动转变，因而围绕着扩大内需，首先是各项措施的积极配合：
财政金融
在最后一部分谈到“以上谏言，财政金融应承担起重要责任”。
金融方面，确实为扩大内需，大幅降低了政策利率，提高了基础货币释放。
但财政方面，受制于“重建财政”需求（参考前期报告《还会重复日本的故事么？》），无论是减税还是财政支出的扩张都未明显发力。
国际合作：
“国际协调方面”的具体举措则进展明显，无论是国内市场市场的开放，还是对外投资都显著增加。
3、付诸实践——扩大内需
在具体的内需扩大措施方面，消费、投资明显并举：但消费受政策传导的路径较为曲折，呈现的是稳步上升。
因而主要的发力点还是投资，主要分为3个板块：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
房地产投资表现最为迅猛，是主要发力领域；但是设备投资则明显反映较慢，到1988年才周期性反弹。
为什么政府手中主动权最大的基建投资没有太大提升，主要基于两点：
（1）基建这块主要靠财政支持，但受制于“重建财政”需求，基建投资在总量上并没有明显的提振；
（2）投资注重“高质量发展”，《前川报告》出台后基建总量上虽然没有明显提振，但是结构上仍然在呈现“高质量”优化。
日本在70年代末，基本上已经完成城市化，无论是城市化率，还是大型城市的平均人口都稳定下来。
形成的局面就是，《前川报告》后一方面基建总量上并无大幅攀升，但另一方面，仍在优化投资质量：以交通基建为例，以铁路为代表的传统运输指数并无优化，而高端运输方式代表——航运指数明显上升；
除此以外，总量上的投资没有明显上行，但是我们看到了污染防治设备在此之后的显著投资上行。
因而可以说，基建投资总量受限，结构上明显体现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投资逻辑。
总结：《前川报告》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1、 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
虽然回顾历史来说，我们经常笼统的把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政策视作“失败”，但实际上日本经济真的出现问题是90年代泡沫被刺破之后，其中具体归因于什么，仍待商榷。
就以《前川报告》而言，要明白一点，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国际和谐型”产业升级，目的都是为了减小顺差，同时降低对日本经济的伤害。
日本做到了么？
可以说做到了，1987年-1989年，日本的出口明显再度复苏，但日本贸易差额却连续下降，这相当于进入了一个良性机制：外需的动力并未弱化，但是内需的扩张平衡了贸易收支。
内需扩大，贸易差额收敛，减小了出口的摩擦压力，外需也同步复苏，达到了最终的目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经济增长得以平稳过渡：
1987年开始快速恢复到平均增速之上，日本经济在外需不弱、内需强劲的背景下增速反而要显著高于日本当时所处阶段的平均水平，形成了“平成景气”。
因而，就《前川报告》所代表的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来看，明显达到了其政策目的，可以说是“成功的”，其经验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在经济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贸易摩擦最终需要通过“弱势方”的调整来完成。
其次，摩擦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贸易顺差”，而其本质上是一个宏观账户失衡问题，解决的思路有二：
一则是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会拉动进口，同时也能实现增长动能的转化，因而是最本质的解决措施；
二则是顺差转移，通过对外投资，将本国的出口转换成投资目的地的出口，也能一方面实现国内顺差的收敛，另一方面还能基于国际分工，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2、扩大内需与“高质量发展”
就扩大内需而言，以日本的经验来看，是多管齐下的，其中投资是主导项，而消费刺激由于反映比较缓慢，因而是一个长期而非时效性对冲项，制造业的设备投资在周期的驱动项对刺激的反应明显存在时滞。
而就投资本身而言，要跟发展阶段挂钩，日本其时已差不多完成了城市化，基建发力点主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同时受到了财政空间的约束。
以此来看中国，扩大内需不能完全着眼于已经成熟化的80年代的日本，要结合发展程度，寻找对应时点来看，以城市化率来看，我们的基建和住房应该着力于什么地方呢？
以城市化率计算，中国目前处于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
因而，我们的投资和建设结构也应该参照这一时期日本的投资建设结构：
这一时期日本内需的扩大在房地产和基建上的体现主要是深度城市化和基建网格化，这与19大的经济发展思想有很高的一致性，强调“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因而高质量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借鉴日本经验：
在基建方面，主要是两个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发力：
民生和环保：以下水道、公园、邮政为代表的贴合民生的城市管网、市政工程设施增速大幅攀升；同时，以环保生态为代表的污染防治设备投资也显著起步上行。
高质量的道路建设：60年代开始，日本的普通铁路里程并未显著提升，但是以新干线为代表的高速铁路飞快起步，在60-70年代兴起建设大潮。
公路建设也类似：在总体公路里程不断开拓的同时，高速公路、国道的兴建速度都加快起来。
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满足居民居住、城市服务的居住用房、商业用房的建设投资处于高速状态。
总结而言，扩大内需，消费和投资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投资的效应显现速度更明显，而投资中基建和房地产建设都是发力点，但是在财政约束和城市化深化背景下，内需扩大明显体现了“高质量”含义。同时扩大内需还强调内外围配合，其中货币和金融方面，货币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放松，金融方面在不断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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