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造假的原因很多。首先，当然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缺失有关。而更重要的症结在于主要的互联网平台缺乏基本的透明度，自律机制薄弱，惩戒机制缺失。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少，但作为守门人的法律和监管机构，往往不具备基本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手段，实际上缺失网络时代新型的监督和执法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
数据造假的核心驱动力只有一个：利益。宣传需要漂亮的数据，融资上市更是需要良好的数据支撑。劣币驱良币的全局性的游戏使得数据造假，由潜规则变成显规则。互联网领域的数据造假无疑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欠缺的产物，而今，随着整个社会进入网络时代，数据造假又成为进一步侵蚀社会诚信体系的助推器。
数据造假对于大踏步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来说，无疑相当于整个社会体系注入的“三聚氰胺”。一方面，企业诚信难以确立。即便今天众多互联网公司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但是，这些平台在数据造假方面都长期放纵，难以想象他们在基本的诚信建设上如何能够过关？另一方面，行业的基本竞争秩序无法建立。数据造假直接扰乱市场秩序，坚持不作假的企业只会置身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其实，往重了说，谋求巨大的商业利益的数据造假，无疑是一种欺诈行为，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
数据造假问题虽根深蒂固，但真要下决心也并不是无药可治。在当下全局性的数据造假情势下，单点突破往往是解决问题的良药：抓大放小，先从最主要的互联网平台入手，从社会危害最严重的问题入手，比如电子商务平台的刷单问题，影视剧的注水问题，媒体公号的点击率问题。同时，通过抓一批典型案例，依据法律法规，及时处置，并广而告之，树立法律法规的“威慑力”。
当然，最终还是要依靠长效机制。那就是引入网络治理最有效的多利益相关方机制，形成企业、政府、学界、社会等多方参与的规则制定和实施平台。透明，是数据造假最大的杀手，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打破互联网平台长期封闭的“黑匣子”操作方式，积极导入符合国际规范的各种透明化机制。对于执法和监督机构，需要针对性地配置技术手段和相应的工具，建立新时期工作必备的技术能力。
最后，中国互联网企业作为网络新文明的代表力量，理应成为互联网精神的倡导者，理应走在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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